在古代，田柔刚与魏徵被人们誉为忠臣，但他们却有着不同的理念。有人认为忠臣应当绝对效忠于君王，无论对错；而田柔刚和魏徵却认为，忠臣应当有自己的原则和良知，对国家和民众负责，甚至在某些情况下，胜过执迷于效忠的忠臣。这种观点引发了人们对忠臣与良臣之间的辩论。
文 / 田柔刚
魏征像
他本是穷二代，穷则思变，找吃饭和读书的地方，就出家当了道士。看看天下大乱，遂学纵横术，效法苏秦张仪。魏征能力才华渐显，与上级领导相处敢谏善谏，无所畏惧，终被唐太宗李世民看上这个硬骨头。是唐太宗成就了魏征这位一代名相。我看历史书，从来都是这样想的，没有太宗即便有千百魏征也会湮灭在历史中。
唐太宗是明君中的明君,虽称孤道寡，在心里也有自己的偶像。他曾几次说过:“朕所好者,唯尧舜周孔之道,以为如鸟有翼,如鱼有水,失之则死,不可暂无耳。”有了这句话就好办了,聪明的魏征在日后的进谏中就经常拿尧、舜来做比较,自然屡试不爽。
平时偶尔翻翻碑读读帖，唐刻《九成宫醴泉铭》七十多岁的欧阳询所书，书艺炉火纯青字字笔力劲健,点画瘦硬,神采却是丰润饱满,典雅风度,严谨险峻。每观一赞三叹，欧体不愧千载以此碑传世。除了欣赏书法，我更多的是对内容有兴趣。对于时已五十多岁的魏征撰写的这篇文章，与他的许多谏文比较，此文更像一篇“谀词”（别笑）。
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九成宫是隋炀帝所建，也称仁寿宫，是不是真有九层，查不到资料，但其宏大奢华，当时无两，劳民伤财已致亡国，隋炀帝没“捞”着享用，唐高祖李渊恐其子孙徒学奢侈，准备烧掉它，而李世民说让百姓们进去住也行，别浪费了。事实是他一登基就去享乐了。李世民这个人先已对群众的意见采纳了，没去洛阳巡幸，这九成宫在长安远郊，想去休个假游乐一下，大臣们仍然反对，冠冕堂皇地以尧舜禹汤比之，建议他恪守孝道近侍太上皇，别离开长安，弄得李世民十分尴尬。
这时身为宰相的魏征，本应劝太宗打消游幸九成宫，但他动了动心思，把一个芝麻绿豆小事和不大能讲得通的道理写得天花乱坠，对发现醴泉的经过和因“天子令德”而涌现醴泉，以致由祥瑞和皇帝盛德引申到“居高思坠，持滿戒盈”的对滿朝文武的诤诤戒言，写成《九成官醴泉铭》的九百多字铭文而且刻石立碑。向天下宣传皇上全心全意为百姓操劳武治文功和节俭精神“遗身立物，栉风沐雨，百姓为心，忧劳成疾”，因而落下病根“同尧肌之如腊，甚禹足之胼胝，针石屡加，腠理犹滞。爰居京室，每弊炎暑……”有疾需去九成宫疗养，十分合情合理。这位善谏敢谏的名相，也是文章大家。铭文谏谀兼容情理并茂，恐怕第一个感动的就是觉得自己真如尧禹的太宗同志啦。
我们现在读碑帖，也很有感激之情，古人将文字勒以金石真有远见，让几千年后的我们从中知道一点当时情景，毕竟竹帛纸张保存下来大不易也。古代“刻碑”犹如今天的出版物，是宣传手段，拓印出来到“市面”上“发表”可以广而告之，举囯上下都可以得知太宗的辛苦和功劳，而且自然地隐去他喜好享乐的一面。尽管太宗能纳谏，但魏征也善谏呀！多看几篇他的谏文，就能体会到他真是一直臣、诤臣。历来皇帝喜欢不喜欢文臣都在他们的一支笔上，为了达到谏的目的，适当的以谀的口吻，让天子受用，魏征这篇铭文堪称最受皇帝喜爱的范文。
我注意到宋朝曾巩在《九成宫酯泉铭•跋》中称:“九成宫乃隋之仁寿宫也,魏为此铭,亦欲太宗以隋为戒,可以见魏之志也”后来太宗在欣喜感动之后，还真反省到这一点。
魏征的文笔了不起，许多他原创的词语传下来成为中华文库的瑰宝。“城狐社鼠”，就是他谏文中说的，其成语与世事至今连绵不绝。
一次太宗妃的父亲犯法被抓，李世民反要处分执法的干部。魏征站出来说这些城狐社鼠虽有所凭借敢胡作非为，但如果仍得到支持，将来会难以收拾。而大臣执法，皇上应该支持，惟有陛下您能治理这种人,也能够防微杜渐。李世民接受他的谏议,有关部门的领导也没有受处分,也没有被免职。
魏征的批评一定和颂扬相结合,照顾皇帝的尊严，是必须的。当然，魏征的进谏完全出于公心,尽管如此仍讲究方式方法,因势利导,争取良好的进谏效果。
史官的笔是皇帝上面悬着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。魏征深懂当部属之道，他对良臣和忠臣的区别的理解是:“良臣既能使君主赢得明君的美名,又能使自己获益,福禄双全;而忠臣却只能以忠君为名,让君主背负昏君的恶名,自己也身首异处,空有一腔热血,却让国和家都同归于尽。所以,陛下一定要让我成为良臣,而不是忠臣。”让太宗明白了这个,也就为他的进谏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。所以，史书里对创造了“贞观之治”的太宗和魏征们，留下许多好故事。
当魏征因为身体抱恙,就请假退休。太宗不同意,说玉不琢不成器，我这个人的品质也就是跟石头差不多的璞玉,如果没有你魏征不停地打磨,我怎么办呵。
贞观六年，既入盛世，太宗想去泰山封禅。不少大臣觉得不妥，但不知怎么劝，目光转向魏征。魏征直言相告太宗：“我觉得还不到封禅的时候”。太宗的说辞是:“你是认为我功不够高、德不够尊、国还未安、四夷还未服、年谷还未丰、祥瑞还未至吗?”
魏征说:“陛下具备‘六德’天下共知,封禅完全应该。但是去泰山的沿途,因隋炀帝无道,连年兵火,千里无人烟,这几年陛下治国有方,民生逐渐恢复,但仍然很萧条。陛下如果去封禅,周围很多国家的国王和使者也都要跟随,要是让他们看到这沿途的萧条景象,可能会严重影响我大唐的国际形象。所以，目前暂不封禅为好。”这一番话让太宗深以为然。遂不做借封禅扬威之想。
（这个故事也让我深思，一个“盛世”之下其实难符之处所在多有，长安再红火也只能是国之一隅，盛世下竟有“千里无人烟”的废墟，那时再圣明的人也无扶贫之计）。
魏征死的时候唐太宗就说了一句至理名言,“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，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”。魏征不在,使唐太宗的一面镜子没有了,李世民哭了。唐太宗和魏征有如此真挚的君臣感情,我也为之感动。
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，明君毕竟也是皇帝,所以要有魏征这样聪明的大臣，绝不跟皇帝针锋相对,而是采取正确的方式进谏。
然而,历史上的大多数谏臣却只知道死忠硬怼,动不动就“犯颜直谏”,硬逼着天子认错,反而误国误人。所谓昏君造忠臣，忠臣造昏君是也。我们历来的文人一直鼓吹和推崇的恰恰多是这种忠臣。几乎成了历史传统。成不成事没关系，只图一时痛快，不惜怒发冲冠，能以惨烈博一忠臣之名就行。
想想还是如魏征这种“良臣”，与国与社稷与人与自己都好。比传统文化中那些拼死拼活的忠臣更胜一筹。君臣联手创造了盛世就是绝好的证明。